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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浅议叶飞对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贡献
  • 2014-12-16 来源:柘荣县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柘荣县委党史研究室
  • 叶飞同志作为闽东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在闽东红军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起到主心骨作用,特别在长期失去与中央和上级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独档一面,正确领导闽东独立师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策略,摆脱数倍与我的敌人围追堵截,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了自己。尤其在洋面山会议、含溪会议和楮坪会议上所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指导闽东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正是由于叶飞同志所作出的正确决策,使得闽东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使得闽东独立师胜利度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为闽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 
        一、成立闽东临时特委,客观地为闽东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提供坚强的领导集体和组织保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随着闽东各县工农武装迅速发展,成千上万贫苦农民的觉醒以及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创建红色政权”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蒋介石派兵镇压,闽东防务相对空虚,叶飞和马立峰等闽东党组织领导抓住这有利时机,举行全区性武装暴动,先后攻占赛歧,围困霞浦,攻打南阳,攻克马鼻,工农武装队伍得到壮大,发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二团和十三团。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闽东各县趁此建立苏维埃政权,红色政权遍及闽东各县。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维系两个月的“闽变”失败,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省委遭受破坏。正在闽东指导革命武装斗争的省委特派员叶飞获悉,火速通知闽东党组织与省委断绝联系,自己便留在闽东。在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身负重任,从容指挥,领导闽东军民坚持革命斗争长达五年之久。面对革命的急剧变化,身为省委特派员的叶飞不得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果断采取积极措施,于1934年5月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苏达任书记,叶飞任组织委员,马立峰任宣传委员,把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中共连罗县委统一起来,下辖福霞、霞鼎、安福、连罗、霞鼎泰、安德、福鼎、福寿、宁德等9个县委、28个区委、2个特支和1个特区委,570多个支部,2200多名党员。 
        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后,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在坚持、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它的成立,客观地为闽东红军转入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提供坚强的领导集体和组织保证。 
        二、召开洋面山会议,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闽东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花开花谢花又开,潮起潮落潮又起”。从1933年春至1935年春短短的两年时间,闽东全区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闽东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和壮大。1934年9月,叶飞代表闽东临时特委前往连江传达了临时特委的“把红军主力转移到闽东,成立闽东独立师,把武装力量集中起来打击敌人,保卫闽东苏区”的决定。9月30日,红十三团与红二团在宁德支提山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叶飞出任独立师政委,下辖三个团,共1300多人。全区各县都建立了独立营和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人数达万余之众。 
        独立师成立后,迅速挥戈西进,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歼灭了宁德、罗源、古田、屏南等地的部分反动武装,扩大了宁(德)、罗(源)方向的新苏区,掀起了古(田)、屏(南)方向的革命浪潮。闽东工农政权和工农武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当局。于是,国民党当局抽调6个师和地方反动民团、大刀会等10万兵力,进犯围剿我闽东红军,采取“烧光、抢光、杀光、移光、并光”的“五光”政策进行分途“围剿”,联合“包围”。为了避其锋芒,保存实力,1935年1月,叶飞和马立峰率领闽东独立师退往福安洋面山作战略转移的准备。1月13日晚,叶飞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洋面山会议”,重点讨论闽东独立师面对数倍与我的敌军“围剿”,该何去何从问题。会上,一部分主张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与敌人拼到底,“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另一部分人则不同意这种主张,而是要撤出苏区,不与敌人纠缠,但与敌周旋,上山打游击,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因为军情紧急,容不得再争论下去,黎明前,叶飞当机立断作出决择,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浅显道理说服了大家,并提出了三点意见,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大家统一了思想。一是把苏区变成游击区,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苏区干部全部上山打游击,坚持斗争;二是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后,迅速转移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把敌人引出苏区,以支持配合苏区斗争;三是迫在眉睫的仗要打,但战术上不能硬拼,不能与敌纠缠,给敌人打击后,要迅速撤离。 
        这次会议是闽东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关系闽东党组织和革命生死攸关的重大决策的会议。“洋面山会议”转变了单纯强调保卫苏区的基本立场,确定了坚持长久的游击战争和战略方针,使闽东党组织和红军在以后三年更为艰苦的劣境里得以保存和发展。洋面山会议以后,叶飞逐步成为闽东党、政、军的领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成了最主要的战略与战术的决策者。 
        三、召开含溪会议和楮坪会议,成立和充实健全闽东特委,为闽东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1934年冬至1935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虽然我闽东红军粉碎敌人数倍与我的“包围”,跳出苏区,采取灵活机动的山地战、伏击战而有效地打击敌人,但从根本上未能解决独立师的困境。苏区遭受前所未有的残酷摧残,许多革命组织被破坏,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被疯狂捕杀,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洗劫,制造灭门户、无人村等。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闽东苏区大举进攻而占领后,集中优势兵力对我闽东独立师进行围追堵截,妄图赶尽杀绝,闽东临时特委和独立师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赖金彪等相继牺牲,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叛变投敌(未遂,后被叶飞下令秘密处决),特委委员只剩下叶飞和阮英平二人,独立师伤亡惨重,兵力锐减至200多人,使闽东特委和独立师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这时,敌人认为闽东红军已被围尽剿绝,大部敌正规军陆续撤离,剩下敌新十师,保安旅等留守,这样敌我双方兵力有所变化,革命形势再度出现好转的态势。值此有利时机,革命者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赴后继,继续斗争。叶飞率领闽东独立师继续穿插于霞鼎根据地与福寿根据地之间,灵活地打击敌人,接连取得槟溴岔伏击战、桃坑伏击战等诸多战斗的胜利,振奋了军心、民心,鼓舞了士气。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也得到发展,独立师发展到600多人。 
        在这革命形势转折时刻,叶飞同志认为,当前的形势向有利于我党、政、军的方向发展,因此,健全闽东特委十分必要,是实现革命从隐蔽到公开斗争的关键问题。1935年5月底,经叶飞提议,在寿宁含溪召开在闽东党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含溪会议”。会议作出四项重大决策:一是成立中共闽东特委,叶飞出任书记;二是确定闽东独立师今后的任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宣传组织群众筹款等,同时确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一方面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苏区;三是调整政策:决定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不搞分田;不侵犯富农及小地主的利益;对地主按田亩征粮,对大土豪根据家产适当派款,只杀少数罪大恶极者;民团武装只要不为非作歹,红军则不予以攻击;对大刀会组织采取政治瓦解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政策;鼓励白区小商贩到红区从事商业活动并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四是实行“白皮红心”政策,派一批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当伪保长或联保主任,以公开应付敌人,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对敌人设立的保甲长,则分别对象,晓以利害,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同年8月中旬,叶飞在柘洋堵坪龙井庵召开闽东特委会议,史称“楮坪会议”。会议对人事、机构、队伍等有关问题作了决定,首先,充实、健全中共闽东特委,叶飞任书记,阮英平任组织部长,范式人任宣传部长,委员若干,下辖一个中心县委和若干县委;其次,批准设立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个办事处;第三,改闽东独立师团队建制为纵队建制,即将队伍分为四个纵队,分别配给四个办事处,独立师政委叶飞兼任师长,范式人兼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含溪会议和楮坪会议强化了闽东革命的领导力量,确定了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和对内恢复苏区的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对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闽东党组织和闽东红军运用灵活战术,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三次“清剿”,胜利度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打下坚实基础。 
        四、恢复老苏区,开辟新苏区,对闽东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雨过总会天晴时,阳光总在风雨后”。在闽东党组织和叶飞同志的坚强领导下,闽东革命自1935年春临时特委恢复到1936年冬的这段时间里,闽东红军始终贯彻特委所确定的:“一方面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区”的方针,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和地方紧密配合,每到一个地方,先是培养一批骨干,交给任务,然后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建立区委,最后发给枪支,建立游击队,再由他们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建立小块根据地。各地党组织也积极贯彻闽东特委所确定的波浪式发展方针,先后建立游击队、独立营、团,积极配合叶飞所率领的闽东红军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恢复老苏区,开辟新苏区工作。在游击战争中,面对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形势,闽东红军和地方武装多采用夜间行军,外围歼敌,白天隐蔽休息,夜里返回根据地的办法以及快速猛进、长途奔袭、乔装奇袭等各种游击战术,既巧妙地打走敌人,又有效地保存了根据地。通过贯彻特委的游击战术和波浪式发展方针,闽东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都得到扩展和壮大。自1935年秋特委的建立到1936年冬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建立265个支部,发展党员1000多人,少数地区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及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开辟的游击区范围很大,南到福州附近,北至浙江的龙泉、青田、庆元,西到政和,遍及寿宁、福安、福鼎、霞浦、柘荣、宁德、周宁、屏南、政和、松溪、建欧、古田、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庆元、景宁、龙泉、青田、云和、平阳(包括今苍南县)等23个县境。在这广阔的游击区里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这是闽东革命能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保证。正如叶飞同志回忆:“闽东3年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主要的经验就是象当年粟裕同志总结的狡兔三窟,所谓‘三窟’就是根据地。根据地只有一个不行,起码要有3个,这样比较自由,敌人拿我们没办法,抓不住我们,摸不到我们,敌人发现我们,等他们召集好部队,就失去了目标,找不到我们”(叶飞:《回忆闽东革命党的斗争历史》见《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一期)。“狡兔三窟体现了根据地建设思想”。 
        五、及时阻止“肃反”运动,为闽东红军胜利度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保留了革命火种,为闽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 
        193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闽浙赣边区游击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闽东红军在中共闽东特委和叶飞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闽东人民的配合、掩护下,非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得以巩固,而且还向浙西南、闽北、福州方向发展,开辟了新的游击战场。本来,完全可以趁此机会总结经验,整顿思想,积蓄力量,扩大战果,然而,一年前,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已经清除了王明“左”倾路线,但是由于闽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仍然不自觉地执行王明路线,却把主要精力放在肃清所谓“AB团”的问题上,教条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错误的内部肃反持续近半年,使闽东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内部肃反”首先从红军主力部队开始,在寿宁龙岗垅杀了几个独立师连、排级干部,闽浙临时省委又转来一批福鼎肃反的材料(当时福鼎已划为刘英为首的浙西南党管辖)。于是从部队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特委到农村支部,从秘密到公开,从小部分到大范围,“肃反”的声势越来越大。曾任第二纵队队长的陈挺同志回忆当时二纵“肃反”情况时说:“肃反开始时把人叫去秘密地搞,对部队影响并不大。但发展到后来,被弄走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下子被带走好几个人,而且多不见有回来。当时我带的二纵队有一百五、六十人,上级肃反队前后两次到我们纵队里,就凭他们掌握的所谓‘AB团’名单点着名把人带走,连我这纵队长也无权过问。要是我对某某人被带走提出异议,肃反队同志就说:你还想留他,他明天就要割你的头。问起另一个人怎么是‘AB团’?回答也是:这人不抓,部队就会被他弄垮的。说得都这么骇人听闻,叫你半信半疑。我那个纵队就这样两次给肃掉了四十多人,比当年全年战斗中伤亡的人数还多”(陈挺:《回忆闽东党内肃“AB”团问题》、《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83.2)。特别是1936年2、3月搞得最严重,结果错杀了2500多人。 
        “内部肃反”断送了闽东党与红军的一批好干部,使党和军队的元气受到很大损伤,不但枉杀了许多好同志,而且动摇了军心,使一些干部、战士对革命失去信心。血的教训使闽东特委与闽东红军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同年秋天,特委领导人叶飞、范式人等发现这样搞下去不行,非把自己搞垮不可,便研究停止“肃反”工作,遂使党心、军心稳定下来。 
        “内部肃反”运动得到有效的阻止,使一批干部作为闽东革命的火种保留了下来,为日后闽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惨痛的代价未能使这批干部丧失革命积极性,反而使他们炼就坚强的革命意志,继续转战闽东的千山万水,终于顺利度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总之,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方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闽东优秀儿女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的一曲轰轰烈烈、雄壮磅礴的壮歌。他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发展,也有过停滞倒退,但是,叶飞同志没有骄傲自满,更没有丧失斗志,而且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及时调整游击策略,改变战略战术,继续领导革命武装决胜于闽东广阔大地。 
        叶飞同志作为闽东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在闽东红军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闽东党史可以见证,闽东人民可以见证,闽东的绿水青山可以见证,是值得我们可歌可书的。 

    参考资料: 
    1、《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闽东革命斗争史丛书第三辑) 
    2、《闽东革命根据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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