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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竹下寺会议与南广山游击队的建立
  • 2014-12-16 来源:柘荣县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柘荣县委党史研究室
  • 1947年3月,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原中共福建省委改称)城工部派林立、关平山到闽东,成立城工部闽东工委,林立为书记,副书记阮柏琪,组织部长关平山。随后,工委成员分赴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在闽东工委统一领导下,同年6月,城工部霞浦支部率先成立,书记陈子英。同年10月成立城工部霞浦县工委,书记陈子英兼。城工部组织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城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也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广大农村的游击战争。霞浦城工部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宣传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学中发动领导师生举行威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在城镇组织群众拦截国民党运粮船队,开展夺米斗争。正当城工部党员在开展地下斗争,工作局面初步打开的时期,在闽浙赣边区却发生了令人心痛的城工部冤案,史称“城工部事件”,致使省内城工部组织100多位骨干被蒙冤错杀,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当时,霞浦县工委书记接到通知去省委参加1948年“五一”会议而一去不返。随后,福建省委宣布解散城工部组织,停止城工部党员党籍,不许他们再以党的名义进行活动,通知各地委割断与各地城工部组织的联系。虽然基层城工部组织和党员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但广大党员仍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继续坚持斗争。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一面变本加厉地抓丁派款,敲诈勒索,使得城乡凋敝,民不聊生;一面又采取“宁可错杀一百,决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的残酷暴力,疯狂地进行所谓“剿匪戡乱”,白色恐怖笼罩闽东整个山区。在这种艰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城工部霞浦工委一面派人外出到处寻找上级党组织;一面又加紧同宁德、福安师范等城工部组织联系,研究各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便开展山地游击战,反对国民党对人民运动的镇压。

    与此同时,在农村敌后根据地,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1947年4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奉命返回闽东,遵循福建省委《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一面发动群众发展重建基层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一面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反“纠正”,除霸分粮,减租减息,打土豪做财政,开辟以宁德为中心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在阮英平的领导下,闽东各地敌后游击战争全面深入开展。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城工部霞浦工委负责人林登弟几经周转,到达福州北岭游击根据地,与负责人林白取得联系,林白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很久。在无奈之下,林白指示林登弟,回去后按原计划部署,继续开展工作,准备建立武装,广泛深入开展爱国游击战争,并送给林登弟一些党内文件带回。

    林登弟回来后,立即在霞浦城北“康乐园”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传达福州北岭游击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情况,确定“进一步把城市工作同农村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路线,决定把干部转移到农村去。会议还决定派人到福州北岭学习武装斗争经验,回来后更好地指导城工部开展山地游击战。城工部霞浦工委根据“康乐园”秘密会议精神,认真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成立霞浦工委山头游击队条件已具备,时机已成熟。1949年2月,决定在霞浦江边竹下寺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史称“竹下寺会议”),到会的有:陈侃、林登弟、罗文麟、游振金、张启章、闻振昌、陈宜伟、林乃安、毕德耀、卓明潘、苏慈光、刘永坤、郑宗英等10多人。会议决定:一、即使与上级失去联系,组织也不能散,一定要坚持到底;二、借鉴林白“山头”经验,建立城工部霞浦工委山头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三、派负责同志到浙南继续寻找党组织。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统一思想认识,坚定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起到重要的作用。

    会后,城工部霞浦工委领导经过勘查选择,确定把城工部霞浦工委游击根据地建立在福鼎、柘荣、霞浦3个县的结合部——南广山,并在洋里、上泥、宅中、桃坑、岚中、杨家溪等地建立联系点。南广山是红军游击队的重要依托地,群众基础较为牢固,位于霞、安、柘3个县的结合部,背靠浙南,山高林密,有着对敌斗争广阔的回旋余地。

    1948年,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面临全面崩溃的绝境。为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开始了战略大反攻。为迎接解放军南下,闽浙赣省委发出紧急令,闽东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动员全区人民群众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南下。在此局势下,城工部霞浦工委抓紧筹建游击武装。为筹建南广山武装斗争根据地,成立霞安柘游击队,城工部霞浦工委开始着手各项工作:一是加强根据地外围地带群众基础建设;二是全面开展爱国游击战争,配合游击根据地建设;三是加紧同浙南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系;四是抓紧思想教育和物资准备。霞安柘游击队根据地确立后,首批上山的有林登弟、游振金、闻振昌、林乃安、毕德耀、卓明潘、苏慈光、刘永坤等8人随带8支短枪,由红军时代的交通员、城工部党员陈礼善担任向导,进驻南广山,建立南广山武装斗争根据地,成立柘霞边境山头游击队(亦称霞安柘游击队)。南广山根据地建立后,上南广山的还有潘明秋、潘伏金、刘桂生、陈仕进、王景禔、王少榕、陈公佐和韦玉韵、郑锡强、陶宗书等10人,连同王建勋及交通员缪阿糊等,共达20多人。这时陶宗书不仅献出他家自卫步枪2支,还带领游击队到柘荣石山,从伪保安队缴获3支步枪。不久,游击队进驻南广山附近的上泥村,陆续上山到上泥村的还有陈侃、詹其道、黄恒基、陈钦汉、陈钦富、张之桐、陈康椿、冯孟发、陈瑞田、王兴均等。游击队员中有4名是党的基本党员,其余是城工部党员。游击队领导成员有林登弟、陈侃、王建勋、游振金、闻振昌等5人。

    游击队在山头期间,多次主动出击。有一次,获悉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中央军在岚中半路亭休息,游击队立即前往包围,待敌人反应过来,已成瓮中之鳖。缴获美式步枪2支,榴弹8颗,子弹400多发。被游击队俘虏的2名敌士兵经教育后发给路费回家。游击队到达谷山后就地进行整训,加强了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力。游击队每到一个山村,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得游击队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把游击队视同苏区时期红军,二三十里外的敌情都能及时向游击队报告,甚至连夫妻争吵等也来找游击队要求帮助调解。游击队与群众保持很好关系,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军,游击队伍日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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